2019年底，在上海浦东张江药谷，靶向蛋白降解赛道又出现了一支新队伍——领泰生物。这家公司专注于自身免疫和肿瘤等疾病领域的小分子新药研发，虽然成立不久，但是其创始人冯焱，早在2005年时就已经是国内创新药研发的拓荒者之一了。
和大多数投身于药物化学研究的有志之士一样，冯焱一直希望能够自己做出一款创新药。十几年来，他在中美两国间多次辗转，从博士后到高管再到创业者、从代谢类疾病再到免疫和肿瘤……历经变化沉淀，也得益于伯乐相助，冯焱终于将他的新药研发理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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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20年 行业拓荒者的药研之路
1996年，冯焱从南开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进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有机化学博士学位。2001年，他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接受了4年的药物化学训练，做创新药的想法，开始在心中萌发。
2005年，冯焱即将开始新的研究旅程。当时，中国尚未形成创新药研发环境，资本并不看好这一领域，也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想要有所作为十分困难，“几乎没有新药研发企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都在做仿制药。”
面对这种情况，冯焱却选择回到中国，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他来到了2003年底成立于上海张江的白鹭医药，从零开始进行糖尿病方向的新药研发，开发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 （SGLT-2）小分子抑制剂。SGLT2抑制剂的开发非常火热，截至目前，全球已上市已有达格列净为代表的多个SGLT2抑制剂上市，并且将适应症从糖尿病拓展到了心衰、减肥和慢性肾病等领域。在白鹭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冯焱带领团队开发出来几个系列的活性化合物，并且确定了临床前候选化合物(Bexagliflozin)。
然而好事多磨，就像所有的First in Class药物一样，SGLT-2抑制剂刚开始的开发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药物存在尿道感染等潜在副作用，BMS的达格列净在美国地区甚至经历了拒绝上市、补充数据再申请，在2012年11月获EMA批准上市后终于在2014年1月获FDA批准上市。因此，作为SGLT-2抑制剂研发的第一梯队，白鹭医药的Bexagliflozin的推进也一直比较缓慢，直到2019年才完成全球多中心的3期临床。在白鹭医药的这一段经历让冯焱深刻感受到，虽然中国的新药研发机遇一直都在，但是由于新药研发存在的不确定性，作为新药研发公司的创始人必须要意志坚定，抓住机遇，顺应环境，否则难以应对大环境带来的不利。
2007年，冯焱离开白鹭医药，再次前往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继续从事疾病和药物开发领域研究。然而，“身在曹营心在汉”，由于在白鹭医药的研发经历，冯焱始终觉得，中国是一片新药研发的热土。2010年，他决定回国发展。
CRO企业是个不错的去处，能够让自己多长长见识，通过师兄的引荐，冯焱加入上海桑迪亚医药——这是一家在国内新药研发领域排名前几位的CRO企业，国内活跃的很多创新药企业多少都与桑迪亚有关。
在桑迪亚，新基医药(Celgene)是冯焱最主要的客户之一。这家美国生物制药企业专注于免疫、肿瘤医学领域的药物研发，能够通过CRBN诱导转录因子锌指蛋白IKZF1/3降解的分子胶来那度胺、帕马度胺，就是新基的拳头产品。在双方多年的沟通与交流中，冯焱渐渐熟知并且积累了靶向蛋白降解药物研发的相关理论知识与“Knowhow”，并通过与客户的大量合作与实践掌握了各类药物分子开发的“金钥匙”，随后确定自己的研发方向——靶向蛋白降解。降解致病蛋白质对于疾病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很多严重疾病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这些蛋白质的表达异常、错误折叠或者功能失调，但针对这类蛋白，传统的小分子开发方法有可能无法企及。
“大多数传统的药物都是抑制剂，它们通过阻断致病蛋白的活性位点来抑制该蛋白的功能，但是，致病蛋白仍在细胞内，存有患病风险。新基医药的拳头产品是两个降解剂，它们能够利用细胞的蛋白降解机制，把致病蛋白完全销毁，这可能会起到更好的、更持久的疗效。”
2001年，蛋白降解剂(PROTAC)首次进入专利文献。2013年，为了将蛋白降解剂推向临床，耶鲁大学的Crews教授成立了Arvinas。2015年，Crews教授发文称，蛋白降解剂已经具有成药性，蛋白降解赛道开始热闹起来。
2019年3月，Nature发文称，基于蛋白水解靶向嵌合体（Proteolysis-TargetingChimeras，PROTACs）技术的蛋白降解剂或将成为下一个重磅药物。
一时间，围观者的热情被点燃，众人纷纷下场开跑。冯焱也在2019年底成立公司，向靶向蛋白降解领域的深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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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薄发 打开靶向蛋白降解领域新技术大门
2019年底，冯焱在上海张江药谷成立领泰生物，进行新药及技术平台的研发。
领泰生物成立
药物开发的关键是如何在大量的潜在靶点中筛选出最有可能获得成功，并应用于临床的靶点，为此，各大医药公司都开发了自己的技术平台。其中，冯焱团队自主研发的特定蛋白泛素化及降解药物发现平台（SPUD）具有独特优势。他说：“传统的化合物降解活性的Western Blotting筛选方法比较繁琐，准确率不高，我们的平台则从源头上优化筛选方法，能够实现快速筛选、提升准确率，快速构建化合物的降解活性的构效关系，在化合物的前期研发过程中，比传统的WB效率至少能够提高10到20倍。”
去年5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Arvinas公布了两款蛋白降解剂的初步临床试验数据，为蛋白降解这一创新治疗模式从临床前研究迈向临床期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概念验证”。冯焱将自己的SPUD平台与Arvinas的技术平台进行了对比，“我们的SPUD平台和靶向蛋白降解领域的这几家美国头部公司应该处于同一水平”。
此外，基于SPUD平台，领泰生物能够持续产出拥有全球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研发管线，在管线布局上完全自主。目前，领泰生物已经布局了分别针对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5个临床前在研管线，筛选出了具有很好降解活性和药代特性的临床前候选化合物，计划以银屑病、特应性皮炎及其他自身免疫罕见病为适应症的LT-001项目，是其进展最快的在研产品。
从2019年至今，短短的一年时间，冯焱便将自己的技术平台做到了业内领先，也让公司小有规模。他坦言，在融资和招兵买马上，自己走得比较顺利。
张艳红是桑迪亚医药时的同事，她一直知道冯焱在创新药上有自己的想法。2019年冯焱决定创业时，张艳红是张科领弋（张江本土创投基金）的LP(Limited partner)，她十分支持冯焱的决定，并向冯焱引荐了自己投资的基金——张科领弋的董事长于晓勇。彼时，于晓勇恰好也投资了另外一家小分子创新药企业轶诺医药，而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江磊博士，是冯焱的本科辅导员。
多方撮合让冯焱进入了快车道，在于晓勇和冯焱初次见面时，两人便一拍即合，“谈了一两个小时，我们彼此都很满意。”作为天使投资人，张科领弋向领泰生物注资数千万。
领泰生物研发团队的搭建，也得益于冯焱多年来在不同药企中的摸爬滚打，其核心成员都是一些具有多年新药研发经验的实战精英，“我找的都是一些能打的，并不要求他们的简历多么漂亮。”整体来看，冯焱的团队成员在化学、分子生物学、药理学等领域深耕稳打，在交叉协作下，领泰生物的技术研发比同类企业更为迅速。
在经营策略上，冯焱选择了“VC+Platform+IP+CXO”模式，让自家团队控制新药开发流程中的核心环节，把非重要工作交由其他团队，以此降低风险、提升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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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国际 要从独家掌门人成为赛道领跑人
冯焱的妻子评价他，从2005年加入白鹭医药起，“就像着了魔一样，一直想做一个新药出来”。当被问到创业是什么感觉时，冯焱笑了：“痛并快乐着。”
以前在桑迪亚做高管时，冯焱只需要对项目的数据质量负责，至于项目结果怎么样，不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创业之后，我不仅要对数据质量负责，还要对项目的成功与否负责，对投资人负责，给他们可预见的期望，这是一个大的转变，这是一个挑战。”
目前看来，领泰生物的前期发展似乎没有大的曲折，但冯焱直言，新药研发其实可以用“九死一生”来描述。
创始人冯焱接受媒体采访
前段时间，一篇关于药物临床开发成功率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十年，药物开发项目从1期临床到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的成功率平均仅为7.9%，而所需要的时间平均为10.5年。领泰生物才完成第一轮融资，并不能预知未来会有怎样的困难。
最痛苦的时候还没到来，冯焱称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别的创业者经历过的事情，我们肯定也会经历。迎接数据、投资人、亦或是其他方面的挑战，自打有了做创新药的想法开始，我就已经准备了好多年。”
近年来，科创板的设立、国家政策的倾斜、资本的青睐等因素，让国内新药研发成为新风口，研发环境与2005年相比，已是云泥之别。中国的新药研发真正与国际接轨。冯焱选择在张江扎根创业，不仅是因为十几年来对张江的感情，更是看准了这里的资源聚合和人才优势，他希望趁着当下的利好形势，快马加鞭成为靶向蛋白降解领域的头部公司。
他透露，领泰生物将于明年提交首个IND申报（新药临床试验注册申请），在2年内完成另外1到2个管线的临床前候选化合物的筛选、临床前研究试验，并且提交IND。
另外，领泰生物预计下一轮融资在8000万到1亿元人民币之间。在远期规划上，冯焱希望领泰生物能够在2025年赴港上市。
未来，基于自有的SPUD平台，领泰生物也将与外部团队开展广泛合作，最大程度地开发自身的新药研发潜力，为医药领域做出更大贡献。
冯焱说，希望自己能和领泰生物——即LeadingTac一起，成为靶向蛋白降解赛道的领跑者。
新闻来源：转载自“张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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